张学智丨哲学与中国哲学

摘 要

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是另一种形态。它没有强烈的主客对立，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它不是对于知识的确证，也不是对于像上帝那样的超验本体的论证。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眼里，它不是哲学，至多是一套思想系统和文化类型。但中国哲学是哲学，而且是内容精深丰富、形式生动多样、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蕴藏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的学问体系。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期

一

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是另一种形态。它没有强烈的主客对立，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它不是对于知识的确证，也不是对于像上帝那样的超验本体的论证。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眼里，它不是哲学，至多是一套思想系统和文化类型。这代表了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但中国哲学是哲学，而且是内容精深丰富、形式生动多样、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蕴藏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的学问体系。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在不断地探索自然，思考人自身，认识和追寻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停下思想的脚步，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思考成果的记述和表达，只不过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内容和形式实现的。

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也有对世代传承的文明成果的不断反思。这些成果涉及“哲学”的，包括：天地万物的发生、运化及其普遍法则；人在万物中的地位及天人、物我关系；人如何认识客体世界，知识的本质及其形成机理，人的运思过程及其规则；人如何构建社会，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职能架构是怎样的，如何实现其和谐运行；人作为既单个又群体的动物，靠什么维持其生存繁衍；人从草昧到文明有什么样显性的、隐性的、精神的、物质的改变，这些改变靠什么实现；有无终极者，作为有限者的人能否与终极者为一。在这些方面中国历代思想家做过深入探索，有大量的相关记录。如果用通行的哲学语言“按图索骥”，这些内容可以装到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框架中。这些方面是哲学的基本内容，中国历代累积的思想中关于这些方面的探讨是哲学。

由于独特的文化特性、思维习惯、概念系统和表述方法，特别是经学总揽其他学科门类，长期儒释道三教融合，重视精神修养及其实践工夫，宗教精神即蕴含在学问体系中，形上形下体用不二等特点，中国哲学呈现出独特面貌。中国哲学本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丰富的内容装裹在浑融、朴素的外壳中。相较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传播更久远、广泛，内容更具有普遍性，所用概念范畴更加系统、深刻，特别是有近代自然科学这一最有说服力、带来最多实际功效和思想变革的产儿，更助生了它作为典型哲学、普遍语言的力量。中国哲学需要用西方哲学中问题意识突出、思辨性强、有组织架构、论证细密的长处，来发掘中国思想的深层意涵，拓展阐释面向，豁显问题意识，增加论证力度，使包裹在浑融体貌中的深刻、丰富处彰显出来，展现它的“哲学”性质。

二

自“哲学”传入中国，即有中国思想家仿照西方哲学的内容撰写《中国哲学史》。最早且有影响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欲在方法论上大力挖掘，加上受中国哲学逻辑学和知识论不发达的刺激，胡适的这部著作侧重于“名学”。所以此书大部分用力在先秦诸子年代和著作的考证上，先秦哲学以后，只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对汉代学术思想有所述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重要内容，皆付之阙如。胡适认为乾嘉朴学方法最符合实证的、科学的方法，虽然只将之应用于书本的研究，未能从中发展出自然科学，但其显示出的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精神，靠证据说话的思想，大胆怀疑与小心求证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部分地彰显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

冯友兰认为自己与胡适的不同，首先是汉学和宋学的不同。胡书最大的缺点在对义理的了解、体会、阐发上比较肤浅，他的《中国哲学史》避免了胡适的短处，加强了哲学义理的阐释。冯友兰对哲学的定义是，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道理”即哲学家的主张、观点，哲学必须有主张、观点，同时必须有对主张、观点之所以成立的论证。观点多得自经验的归纳、直觉的感悟，甚至对前人的因袭。论证则必须用逻辑。冯友兰据此哲学定义规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他认为，既然哲学是从西方输入的学问，中国本无“哲学”，则欲建立中国哲学，自当将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与以上所说内容相关者选出，按照哲学所要求的逻辑论证方法来构造。其内容以义理之学为大端，包括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中涉及义理的部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义理之学。此范围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更早的谢无量、其后的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中已经涉及，但都没有冯友兰在留学西方后以中西哲学的素养、中西对比的意识、中西互补的眼光所做的深切著明。这种方法在创立中国哲学史之初是绝对必要且十分适时的。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有人指责冯友兰用西方哲学甚至自己所持的新实在论规范中国哲学，皆离开历史情境，系不明白当时中国学界所需为何的偏颇之论。

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际奠基人，他的哲学观影响至大。他的以上哲学观自提出后一直没有改变过。在方法上，强调哲学是一种对于思想活动的反思。哲学的性质是思想，它的内容是对人的全部活动的理论反思，即“思想”的思想、思想的“回光返照”。它的特点是系统的、有内在逻辑的、按一定的观点重新架构的。这一定义在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仍重现出来。哲学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反思中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二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张岱年关于哲学的定义也很有代表性。他的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是采自英美分析哲学家罗素、博若德的逻辑分析方法，加入中国哲学擅长的洞观，用之分析、厘清中国思想诸流派、范畴。他承认有一个总的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都是其支派，中国哲学的内容主要是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清的理学。中国哲学大致可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其中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为主干。哲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在中西思想会通之下，他的宇宙论的根本要点是“生生两一，一本多级”，即视宇宙为一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大流行，变化之根据在宇宙本身的对立统一，宇宙为一物质实体之多层次展现。人生论要点是“克服矛盾，与群为一”，即人生在于克服与自然、他人的矛盾，达到与社会群体和谐一致。知识论要点是“物为知基，由感而思”，即以客观事物为知识基础，由与物相接产生感觉，由感觉与语言而有思维。基于如上哲学观点，张岱年认为神秘主义、理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三大“反哲学的哲学思想”。因为神秘主义以神秘的直觉为主，主张冥契，反对论证。理想主义非为求真，而在证明自己设立的信念，实为哲学与宗教的混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只是概念、命题的语义的厘清，抛弃了哲学作为行动指针的功用，以宇宙、人生根本问题为形上学之虚妄，实是否定哲学。

牟宗三的哲学观也很有影响，他说，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他认为，中国文化独立地发展了数千年，它是中国人活动的历史记载，并伴随着中国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省、说明。但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社会形态及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中国自始就与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发生路向。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断，那么可以说中国无哲学。如果以以上哲学定义来衡断，则中国有哲学，而且有风格独特、内容精深的哲学。大多西方人说中国无哲学，是他们的西方中心论作祟，更因为他们对古老的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因此把中国文化视为博物馆中死的藏品，而非一直以来未曾中断的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活的精神。中国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生命的学问”。它的特点，即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学问主体儒释道三大系统莫不如此。它的主体性特点，突破了主客两分的、以知识论和逻辑学为主的形式，而以整幅生命——包括理智、情感、意志等精神性因素的修炼为主，它的内在道德性，实破了道德与宗教的截然相分，而把学问系统看做即道德即宗教、即此岸即彼岸、即内在即超越的，它的整体性突破了存在者与存在的相分，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洞观人与它的存在根据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性质。它重视精神修养而不废知识获取，它的即学即修一而不二的教育哲学，强调实践中的活智慧，突破了知行分离造成的重知轻德。它的“生命的学问”的总特征，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新宗教哲学的方向一致，它的富于融会不同哲学、不同宗教的宽容精神、博大胸怀与消除隔阂、和而不同的未来文化趋势一致。

张世英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提出的哲学定义也颇具特色。首先，他根据海德格尔的考证提出，中国哲学界都知道“哲学”是古希腊“爱智慧”的译名，但“爱智慧”原意并非喜爱智慧从而追求之。在赫拉克里特著作中，“爱”指事物间的和谐一致、相互适应，“智慧”指所有的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存在把存在者聚为一体。“爱智慧”即人对万物和谐地合而为一的意识。如果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表达，“爱智慧”约略类似“天人合一”。张世英的哲学观是在追溯“哲学”一词在古希腊前期的本意和对中国天人一体古老观念的融会以后得出的，目的在改变传统哲学概念所造成的理论上、实践上的偏颇，特别是主客二分观念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漠视，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张世英的哲学观与彻底扭转传统西方哲学方向的海德格尔不同，主张中西哲学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中国哲学虽有万物一体的高远识度，但缺乏西方擅长的主客式思维所必然包含的逻辑学和知识论；中国式思维虽长于境界体悟、活的智慧，但弱于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法则这类静态、恒定的东西的把握；万物一体这样的伦理的、美学的境界，并不是要抛弃对合理的功利的追求。所以，张世英是要取双方之长而融会之，不是要以此代替彼。哲学应当是一种超越知识和科学，并在它们的基础之上以提高精神境界为最终目标的学问。

三

随着西方哲学的不断加强和旧的学问方法的逐渐被抛弃，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范式慢慢确立起来。本文也试着提供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人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觉解和对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的有系统的反思。

对环境的觉解指人对自己居住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认知、理解与证悟。人首先居住在自然环境中，天地万物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材料。人对自然的理解首先是功利性的，万物于人是征服、取用以保持类的存续的对象。所以人首先发展出的是科学与技术。其次是对于环境的美的感觉。云霓染色，飞瀑溅珠，绿草滴翠，山花欲燃，鸟的美丽羽毛、兽的斑斓皮色，都使人心神怡乐，流连其中。此种情境中人忘掉了它们的有用性能，唯在对美的观照中随之人发展出的是艺术和美的感受。再次，人在群居生活中形成了基本的伦理并逐渐定型化，人视伦理为必然的、神圣的，并把它和自然事物的某些性质相比附，于是在自然物中投射了人的伦理观察和情感。伦理的投射是最后的一步，它是在功利、美感的基础上得出的，在人对自然的觉解中是最后、最弱的。对自然物，人最先是觉知，觉知最主要是表象的；其次是理解，理解有感性的表象，也有理智的解释；最后是证悟，证悟具有浑融的、顿现的、与终极关怀的对象冥合的性质。对自然的觉解需要人文性理解，对机械的、主客对立的、功利的层面的升华，最后进到即审美即宗教的境界，使人在对自然物的观照中获得精神的欣趣和襟怀的润泽。孟子所说的美、大、圣、神给人以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就是对这种境界的描述。

对环境的觉解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人是群居动物，揖别草昧进入文明的标志是对其赖以生存的群居形式有了初步意识。人组织生产、流通、分配劳动产品，由于天然的、人为的、体力的、脑力的不同条件而必然形成等级，在血缘关系中自然产生的情感上的厚薄差别，人为了平衡、调和各种等级差别而订立的制度、契约，为监督和奉行这种制度、契约而有了防范、惩戒机构。总之，人为了更好地过群居生活而形成的经济、政治、法律诸结果是它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人对这些外在对象理论上、实践上的探求，是人对其觉解的最初形态。社会性对象与自然对象相比，有更显然的契约性，对它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契约的本质的理解。另外，对自然物的觉解有功利性和精神性、现实性和理想性两个方面，而对社会的理解主要是功用的、现实的；对自然物功利的、实证的一面的理解需要冷静、真实、恰如其分，对美的、宗教性的东西的觉解需要更多的浪漫、象征和诗意，对社会性的东西的理解则需要更多的峭拔、峻利。由此构成的不同思维方式、作派风格和学问格套，便是这种觉解的自然结果。人文性的东西需要觉解，觉解需要附加、铺陈，附加需要思维上的引申和跳跃，而功利的、实用的、契约性的东西与之相反，需要真实、简单、如其所是。

人对人自己的觉解晚于对自然、对社会的觉解，人是在认识前者中充分认识自身的，因为只有这种活动给人提供认识自己的素材和契机。就这一点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具有认知和反省能力，人在认知和据此进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严格说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反思，都有哲学贯彻其中，如政治学、道德学、艺术学、宗教学等，但只有哲学专以反思为务，即“思想”的思想。所以它是最一般层面的，它的对象是宇宙、人类社会、人的物质的精神的活动。这是哲学的普遍性。但各文化系统对它的反思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一样，这是哲学的特殊性。即使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不同哲学家反思的结果也大为不同，中国哲学筚路蓝缕的先贤们就是最显明的例证。西方哲学是在哲学的普遍性下讲西方的内容，因为它最早讲、最早提出哲学的标准，它的内容又最典型，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唯一的，其他的都不算哲学。从以上哲学定义看，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不过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与西方哲学不同，它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都是“哲学”的不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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